直覺

【推薦導讀】
追求真理的漫漫長途
陳雨航

　　小說《直覺》裡有一個註腳揭示了一個科學界的故事。羅莎琳．富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1920-1958）是一位英國晶體學家，以Ｘ光繞射技術首度呈現出DNA的結構，後來因為同事韋爾金斯將之拿給華生和克里克看，成為解開ＤＮＡ結構的基礎。一九六二年，華生、克里克與韋爾金斯獲得諾貝爾生理醫學獎，非但未歸功於富蘭克林之發現，華生甚至於在日後出版的回憶錄中詆毀她，而富蘭克林因為英年早逝，沒能有機會替自己辯駁。

　　另外，有一段小情節是描寫小說的主人翁之一克里夫，他在距離夢想的諾貝爾獎、專利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等等的功成名就仍然遙遠之時，試圖在初試啼聲的重要論文上放一段合適的題詞。克里夫很羨慕他大學時代的一位教授，那位教授的教科書每一章前，都放有恰好可以和內容相互輝映的文學引句當題詞。克里夫對文學並無太多的接觸，加個題詞的主意，只是想在已成集體掛名的論文上留下自己的個別跡痕而已。

　　羅莎琳．富蘭克林的遭遇當然是個悲劇和後來者的夢魘，使得科學研究人員必須引以為鑑，避免重蹈覆轍（至於另外三個人，我們就不知該效法他們哪個部分了）。而後面那個小情節，表面看來有如春日花上蝴蝶飛那般輕盈，或若說是小步舞曲，但它的背後顯示了個體追求出人頭地的野心，因為只有成功者才能擁有型塑自己機巧風格的機會，其他人都將從歷史裡消失。

　　《直覺》的背景是美國麻州劍橋哈佛大學鄰近一個研究機構的實驗室。在醫生和資深研究員帶領下，許多位博士後研究員和技術人員進行關於突破癌症醫療的實驗計畫。這些研究員全受過高深的訓練，卻像科學界的佃農一般，以低廉的薪資不斷地做實驗，年復一年，只有在罕有的情況下才能篩選出新成果，而且往往是別人的成果。或者只有「極可能會成功」的直覺驅使他們繼續前進。

　　 「直覺」有時候是天啟，有時候卻是災難的開始，端看你如何對待。有一天，一個進行幾年而毫無進展的實驗計畫在喊停之際突然有了令人振奮的突破。這個等待許久的突破使得這個實驗室發生了變化。工作重心必須調整，要拿捏一下什麼時候向外發表，要怎樣面對媒體，要如何造勢以便爭取到更多的實驗經費……。而這也改變了和實驗室息息相關的所有的人，成果的享有、主從的易位、壓抑的嫉妒、情愛的崩裂……，每一種想法和動作的背後都藏著內疚、羞愧和自我懷疑。當然也有理直氣壯的縱橫捭闔，層層計算的造就自己。即使是一個自律嚴謹的、完美主義的科學家，在領先和功成名就的面前，也隱隱然有了動搖。

　　這個科學研究界如同其他的業界，有爾虞我詐，有勾心鬥角，也有懷疑、競爭和掠奪。恆常曖昧不明且不斷自我掙扎的人性免不了又歷經了一場嚴峻的試煉。

　　那麼，在這部角色多樣、心理刻畫深入的小說裡，這些科學研究人員有什麼特殊的、異於常人的特色？大部分的時候，科學人員和我們一樣，是芸芸眾生的一份子之外，他們的思考既需卓而不群，工作卻要與人合作無間，然而使得他們能夠真正與眾不同的是追求真理的心靈，以及那會帶來「發現的、創造的狂喜」的科學研究本身的魅力。

　　然而科學研究本身並非如此單純。你得在一切尚未有著落之際，去向別人推銷計畫，硬著頭皮說計畫前途可期，必定會有結果，以此募款進行實驗。你得做類似這些違背本性的、令人痛苦的骯髒不堪、徹頭徹尾的齷齪遊戲。接著還要面對疑神疑鬼的調查行動、政治糾葛以及不期而來的小動作，當然還有永無止境的行政工作。

　　度過了這些必要之惡，才能爭取到夢寐的科學研究，不管研究的未來成功與否，這就是激流中的磐石，或者一方夢土了。

　　有一段文字敘述小說主人翁瑪莉安去聆聽她實驗室的技術員、同時也是男中音的艾丹演唱：

　　「有件事讓瑪莉安很欣賞，雖然微小得不值得一提。艾丹唱完他扮演耶穌的最後一段獨唱之後，她注意到艾丹閉起眼睛的樣子。他強自壓抑，閉起眼睛，直到《受難曲》演出完畢。瑪莉安看見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眼睛緊閉，任所有的音樂在身邊咆哮震響，文風不動。她很享受艾丹的歌聲……但她也欣賞艾丹靜默的演出！他坐在椅子上的沉靜自持，他寧靜祥和的臉龐，他緊閉到眼睛，直到最後一個音符僅餘殘響、指揮放下指揮棒時的時候。艾丹堅持到最後一刻，她最讚賞的就是這一點。」

　　無疑的，那正是映照著瑪莉安內心裡對科學研究信念的領悟。一個科學研究人員必須放棄對終南捷徑的憧憬，必須放棄一飛沖天的夢想。這意味著從小處思考，設計研究方案與途徑，用努力不懈、小心謹慎以及緩慢而細緻的實驗工作來建立聲譽；也意味著不求任何榮耀的投入，遵循細微觀察的指引，而非預設宏偉的理想。這將是她自己的一條漫漫長途，也是往前推進的唯一道路。

萬事皆然。

　　《直覺》基調上絕不是勵志小說，但若能領會甚麼是珍惜、努力和堅持，那麼，在這部格局遠大、心理描述繁複多層、不斷追索辯證的野心之作裡，我們還是能夠接受到一股鼓舞的信息的。

　　「就在她開始發表新數據的時候，她所有的不確定感突然之間全消失了。……整個會議室靜寂無聲。……瑪莉安溫靜的聲音變得強烈了……她沒有萬眾披靡的魅力，但是她的理念有。提出假設的時候，她宛若弓箭手，把箭射向聽眾；她的每一個論點都尖銳無比，才智橫溢……」

（本文作者為作家）

【推薦導讀】
長春藤的陰影
莊裕安

　　二○○五年底，全世界最大的生物科技醜聞，要數黃禹錫捅出來的漏子。受聘調查的首爾大學李旺載教授形容，事件爆發的十二月十六日是南韓的「國恥日」。黃禹錫先前表示，他曾替十一名病患成功訂製胚胎幹細胞，這項石破天驚的醫療成就，將為帕金森氏症、阿茲海默症與糖尿病帶來革命曙光，論文曾發表於極權威的《科學》期刊。不料調查發現，其中九個幹細胞胚胎根本子虛烏有，唯一成功的兩個也是冷凍胚胎，而非取自病患體細胞培養而成。

　　黃禹錫的騙局早晚會被拆穿，不過還沒推到臨界點就破功。揭發真相的是黃禹錫原本的合作團隊，美國匹茲堡大學的夏騰教授。黃禹錫的手下班底金善顯坦承，他曾經幫黃禹錫把兩個胚胎的照片偽造成十一張。金善顯後來到匹茲堡當交換學者，不得不招出事實真相。醜聞暴發前，黃禹錫主持的「世界幹細胞中心」還曾誘騙首爾大學附設醫院投資二億六千萬台幣，打造全世界最先進的幹細胞臨床試驗基地。

　　最近台灣書市剛好有兩本以生物科技為背景的小說，可以呼應幹細胞複製醫學的熱況。石黑一雄的《別讓我走》，描寫表面看來是典型英國寄宿學校，其實是供應器官移植的複製人大本營。茱迪?皮考特的《姊姊的守護者》，則是父母為白血病女兒再生下一個妹妹「備胎」，專門作為供應姊姊輸血、幹細胞乃至腎臟移植的「藥糧」。這兩本小說都有科技與人性的深度觀察，具備預言與寓言的雙重特質。不過如果要反映「黃禹錫事件」，雅麗嘉?古德曼的《直覺》恐怕更有寫真的趣味。

　　《別讓我走》與《姊姊的守護者》都有科幻的本質，《直覺》則可說是寫實的浮世繪。這本小說以波士頓的菲爾帕特研究所實驗室為背景，圍繞一樁偽造的動物實驗發展情節。麻省理工的博士高材生克里夫投入兩年半時間，研究呼吸道融合病毒的變異種，希望將裸鼠身上的乳癌細胞轉化成正常細胞。這項結果一旦成功，名利雙收不在話下，諾貝爾醫學獎唾手可得。不過克里夫面臨的卻是大挫敗，不只虛耗兩年半光陰，可能還會被迫離職。

　　小說一開始就有個詩化的象徵，克里夫走在澄靜、潔白的雪地，宛如一條遭人遺忘的古道。他想出一個大膽的點子，決定徒步越過結冰的查爾斯河面。但踽踽獨行幾步，腳下的冰塊頓時塌沉，河水像冰鉗一樣攫住他，灼痛他的足盤。這個下班的場景，正象徵菲爾帕特研究所實驗室的無菌、淡漠與孤寂，克里夫也在冒一場不會成功的險境。

　　如果要以導讀者角度就近引譬，讓讀者很快知道作品的風格，我要說，這本小說靠近珍?奧斯汀甚於麥克?克萊頓。克萊頓的《奈米獵殺》也是以實驗室工作人員跟家屬為主要角色的小說，他每一部小說都有精彩的科學議題，讓你滿足時下蔚為顯學的頂尖新知。但古德曼並沒有積極解釋呼吸道融合病毒如何變異、如何轉化癌細胞成為正常細胞，克里夫如何作假也不是書寫重點。

　　珍?奧斯汀特別在行的，就是封閉社群的人際關係，特別是帶有貧富意識的細描。《直覺》主要角色圍繞在實驗室兩位主管，以及手下幾個博士後研究員，也可以說是一個封閉的長春藤盟校高級知識份子圈圈，這個圈圈隱然也有貧富階級的差別，甚至還有種族因素。古德曼自己是史丹佛的文學博士，不過先生、姊姊都投身波士頓高科技行業，身邊不乏寫作顧問。她以全知觀點描寫動物實驗室種種，仔細而討巧，光這部分就是用功稱職的好小說家。

　　不過古德曼最拿手的，應是波士頓高科技專才的人際關係網。開宗明義寫克里夫「履冰」之後，小說馬上進入耶誕派對，便是典型「奧斯汀式宴會」。不過，如果每個人都在這個宴會出場，人物介紹恐怕太擁擠，因此范翔這位來自中國的博士後研究員，要在年假之後登場，才得錯落有致的層次感。這本議題新穎的小說，因為作者細膩的布局，而予人十足的古典感覺。作者主要的興趣，不在科技，而在人性。就風格來說，它有珍?奧斯汀晶瑩剔透的冷眼旁觀趣味，就題旨來說，恐怕更像英國小說家薩克萊的《浮華世界》，刻畫人往高處爬的掙扎與矯飾。

　　古德曼設計兩場荒誕的情節，達到世俗小說諷刺的本色。其一是《時人》雜誌的專訪，顯示媒體有媒體的生態，不講究實事求是。原本專訪的主角應該是克里夫，但這個按部就班的美國土產博士實在不夠聳動，遠不及來自中國歷經文革洗禮、還沒拿到綠卡的范翔討喜。浮華世界的媒體，雖然不像克里夫那樣直接作假，但他們寧取偏頗的表象，製造事件的譁眾取寵效果，來贏取市場的吸引力。其二是華府的聽證會，控方原本可以藉由這場辯論成功指控克里夫偽造實驗數據，卻因為不小心說出「納粹」字眼，竟然反轉直下變成輸家。科學本應是一翻兩瞪眼的黑白論證，終究不敵法庭語意學的曖昧失言。這本小說在此二處，顯露美式媒體與法庭生態的扭曲面。

　　我覺得這本小說特別優秀的地方，是它寫出人性的深度，雖然採全知觀點，但不扮演審判長的態度。不過既然主題是作假與背叛，當然有濃厚的道德意味。也許是女小說家的關係，作者對博士後女研究員若冰、實驗室女主管瑪莉安有比較正面的刻畫，我們也不能否定，女性似乎有比較強的道德潔癖與正義感。但對他們愛情或事業的另一半，作者沒有讓克里夫與實驗室男主管山迪變成面目可憎的角色，依然全力描寫他們之所以能出類拔萃的人格特色，使負面角色也有迷人的地方。

　　此外，這本書沒有侷限在實驗室與法庭，變成廉價的醫學商戰小說，更是其成功處。山迪家的三個女兒與瑪莉安的兒子，雖然對小說主要情節沒有起關鍵作用，但有關兒女教養的描寫，有助全書的理想色彩。從這幾位優秀下一代的思考方式，我們看到美國菁英是如何培育出來的，當然也鑑照出為何有像克里夫這樣甘冒險境而作假的人。舉例來說，山迪是哈佛醫學院入學委員會的主試官，為了說服攻讀科學史的女兒申請醫學院，他說偏離主流的人申請醫學院正風行，像是原本主修英文、音樂家、作家，哈佛醫學院喜歡這類學生。而他自己的實驗室，看中的便是創造力與想像力，像他手下的技術員艾丹，竟可以登台唱《馬太受難曲》的耶穌。這本小說的許多細節，反映美東長春藤盟校高科技白領階級的生活縮影，超過揭發一場學術騙局的層次。

（本文作者為作家、醫生）